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主席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同年９月２３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这说明在毛主席的主观认定上，已开始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了。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叫嚷：“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贯用的伎俩，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堂皇的题目作他们卑劣的文章。１９７４年初，他们以“批林批孔”为名，四处“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再次兴风作浪，攻击周总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政、军领导人，妄图整倒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的一批领导干部，以实现他们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
１月１３日，江青把迟群、谢静宜等人找去谈话，派他们分别到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国防科委及中国科学院、中央联络部等领导机关送信、送材料，宣讲“批林批孔”，大造政治舆论。她还专门指令负责她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带人住到北京军区某部六连和八连，督促他们开展“批林批孔”试点活动。
在此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还在军队地方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作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还说，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王洪文在总参谋部讲话，要求揭开总参的“盖子”。他说：“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他还诬蔑总参作战部是“维持会”。他说：“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陈亚丁即擅自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讲话，布置在部队“放火”，“夺权”。他说：“江青同志要我回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就这样，江青一伙夺了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不仅如此，江青还变着法推销她那一套“批林批孔”的货色。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晚(农历除夕)，江青请外交部的乔冠华、章含之、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等７人到钓鱼台１７号楼，说是过年吃饺子。到后他们发现迟群、谢静宜也在场。吃饭中间，江青提出要迟、谢到外交部宣讲“批林批孔”。江青说：我给你们送去两个“批林批孔”的炮手，你们敢不敢要?她和迟群一唱一和，要当时在外交部主管政治工作的仲曦东同意迟、谢于１月２４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到外交部“宣讲”。当时唐闻生问迟、谢要宣讲什么内容，但迟、谢不肯透露。江青还说，她要写一封介绍信，届时由迟、谢带到外交部。
外交部核心组的几位同志回到部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江青这样做和毛主席此前对外交部的指示不相符。于是，决定由王海容当夜往毛主席那里打电话，把有关情况报告主席，并请示可否推掉迟、谢到部里来“宣讲”。１月２３日下午，主席那里回话说：可叫迟、谢待命，什么时候去等通知。王海容又问：可否将主席的意见告诉江青?答复是：不要告诉她。
据此，王海容于１月２３日夜打电话给谢静宜，说明外交部核心组根据此前毛主席的指示已另有安排，请迟、谢过些时候再来。谢静宜当即表示同意，并答应由她向江青作说明。谢还说，江青要她和迟群带到外交部的介绍信还没有交给他们。
不料，１月２４日傍晚，江青那里却突然给外交部打电话说，江青要外交部核心组立即把全部人员召集起来，让迟、谢当晚“宣讲”，他们两人已在江青处等候随时出发。王海容即把对谢静宜讲过的理由又重申了一遍，并说近来外交部的外事活动很多，而且春节放假期间，临时召集人员也有实际困难。但江青根本不听，坚持要照她说的办，还说主席的布置先放在一边。外交部的同志听后很是生气。核心组决定对她采取拖而不复的办法。过了一阵，王海容向江青处的工作人员了解，得知她已带迟、谢到剧场看戏去了。这件事就这样拖过去了。但江青对此显然并不会善罢甘休。
江青一伙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派人外出“宣讲”等做法炒作得沸沸扬扬。毛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制止他们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文件的。”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２５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请示毛主席，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接连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在江青策划下，迟群等在１月２５日的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前，江青还对迟群等讲了许多攻击、诽谤周恩来的话。
在迟群、谢静宜讲话过程中，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不断插话，点了党和国家及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名。江青不满地说，外交部说是有外事活动，两次挡驾，不让迟群、谢静宜去“宣讲”。江青说叶帅有个女儿“走后门”到外语学院学习，要外交部查清此事。他们还把郭沫若叫到大会会场，三番五次地点名批判。江青一方面称应“保护”郭，另一方面又指责郭的《十批判书》。
在这天大会上，迟群还点了外交部领导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名，说那里有个学生是“走后门”入学的。江青在攻击叶帅时，也曾说这是外交部的一个错误，核心组应立即让她退学。此事后经外交部调查核实，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写了一个否定江青、迟群指责的报告，上呈周恩来总理。
１月２７日晚，江青一伙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有即将结业的某期中央读书班的学员和即将派往外地的一批记者参加的会议。姚文元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不时插话。
江青说：“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进展不平衡，“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党、政、军的党委会议；有权使用地方上的保密电话同“中央”直接联系；地方党、政和军队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
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大发淫威，找茬整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
首先，江青明知故问地喊：“总政治部田维新来了没有?”
田维新从座位上站起来答话：“到!我在这里。”
江青突然问田维新：“你说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没有作出回答。
江青又追问：“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
田维新声音不高地说：“好像是１８４……”
江青斥责田维新：“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像话吗?”
田维新带着检讨的口气说：“我没有准备，我学习得不好……”
江青提高嗓门喊：“什么学习不好?你还跟我顶嘴!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
从门外进来两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和帽徽。
田维新见江青不怀好意，已有了思想准备，抬起头，不卑不亢地直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
江青这出人意料的无理行径，震惊了全场的人。大家以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
接着，江青又大声吆喝：“《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
“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愣了一下，一时也答不上来。后来轻声说了个“１８７１年”，但未说出月日。
大家都为华楠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但江青的威风也许耍得差不多了，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就让他坐下了。
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有人说田维新、华楠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报复，制造冤案。
汪东兴等人将会议情况面报主席。主席细听大会录音，怒斥“形而上学猖獗”，严令“录音扣发”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参加了１月２５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大会，心里一直不踏实。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毛主席住处。
主席问：“有事吗?”
汪东兴说：“这几天接连开了几个会。”
主席问：“什么会?”
“主席不知道呀?”汪东兴心里想，“这么大的事，主席怎么会不知道?”
主席见汪东兴一时没有回答，连问：“什么会呀?怎么开的呀?”
汪东兴就把１月２５日会议的经过、会上的发言内容简要地作了汇报。
主席听完汇报说：“怎么‘走后门也成了林彪、孔夫子的人?”
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大会以后，江青一伙在他们的住地钓鱼台组织人突击整理大会录音。工作人员告诉汪东兴：大会时，他们有一段插话没有录进去，整理时要补录进去。忙碌了３天，录音整理好了。姚文元又起草通知，准备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播放，企图搞乱全国。
正在他们忙着复制录音，起草文件的时候，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因会见外宾来到了钓鱼台。
江青见到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后，颇为得意地说：“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大会的录音正在抓紧复制，我们要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国，很快就要发出去。‘走后门的问题，你们外交部也要作检讨。”
王海容、唐闻生都参加了１月２５日的大会，现在江青又要把大会录音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国，她们认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沉默，应该报告毛主席。
在钓鱼台的外事活动完了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就驱车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她们见到主席后的第一句话就说：“他们要把大会录音搞到全国去!”
“什么会的录音要搞到全国去?无头无尾嘛!”
王、唐把１月２５日大会的情况又向主席讲了一遍，接着急切地说：江青他们在钓鱼台那儿复制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大会的录音，他们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去。
“发到全国去?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不经过我批准，能行吗?”
王、唐：“江青亲口对我们讲的，很快就要发出去。”
主席问：“你们能不能找到录音?”
王海容：“我们拿不到。”
主席：“你们问问汪主任，看他能不能找到?”
王海容从主席那里给汪东兴打电话，把主席的意思告诉了他，并问他能不能找到大会的录音带。
汪东兴对她说：“请你报告主席，大会的录音带可以找到。待我拿到手，马上就给主席送去。”
大会的录音是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在开会时录制的。其中一位同志感到把大会录音发往全国而不经过中央办公厅下发，这种情况不正常，于是背着江青一伙偷偷复制了一份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拿到录音带后马上就送给了主席。
毛主席从头到尾仔细地听了录音后，非常生气，使劲地拍打着椅子扶手说：“形而上学猖獗!”“两个大会不经政治局讨论，随便发号施令!”他当即决定：“大会录音扣留，不准下发!”
江青听说大会的录音被主席扣留不让下发，简直急疯了，到处追查是谁透露风声给主席的，最后竟追问到主席那里。
主席见到她，没好气地说：“录音我听了，不能发，是我扣留了。你们不要搞了，复制的录音一律销毁。”
就这样，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两次大会的录音才未能流毒全国。江青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恨得咬牙切齿，又是敲桌子，又是打板凳。
中央办公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他们在钓鱼台复制的那批录音带全部销毁，现在留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只有毛主席听过的那一套。
此后不久，毛主席收到叶帅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孩子到外语学院读书的事。毛主席已从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并得知北京许多领导同志就“走后门”的事纷纷作检讨，搞得人心惶惶。２月１５日，主席在叶帅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主席作出上述批示后，请周总理将其连同叶帅的信一并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有关部委。收到文件的同志和单位都非常高兴，立即组织学习，并要求将此件发往全党全军。外交部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姬鹏飞、乔冠华、唐闻生等，当时就联名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把党内高层领导的呼声，分别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报告。随后中央发出１９７４年８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精神，关于“走后门”的问题，中央通知放到运动后期解决。
江青一伙得知这一情况后，大为不满，恶毒攻击周总理，说他“故意泄密”，“打击革命小将(指迟、谢)”等等，寻找各种借口要中央办公厅将已经发出的文件收回来。后来，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得知文件是毛主席让发的，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江青在受到主席批评后，又改口请主席再为“批林批孔”作指示，以求挽回些体面。毛主席拒不相见。３月２０日，气愤之下的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８１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中国》事件”、“蜗牛事件”怪事频出。迫不得已，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四人帮”敲响了警钟
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几桩古怪的事件。
１９７４年１月，在周总理主持下，政治局曾几次找外交部核心组的一些同志研究国际问题。在一次会上，谈到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中国》。江青见有机可乘，又借题发挥，大叫大嚷地说：该片问题严重，要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批。她提出可在《纽约时报》买版面登广告批。江青还在会上口出狂言，要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外交部等有关人员戴“汉奸”帽子。最后，经查明事实，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江青的意见。
会后江青等人还不罢休，他们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看电影时，还大骂电影《中国》是“汉奸加间谍”搞出来的。江青说她现在把“汉奸”帽子拿在手里，给谁戴上还没有定。她说，她已经叫文化组和宣传部门组织文章在报纸上批判该片。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依照江青一伙的布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一时间新闻媒体大加炒作，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
在这前后，江青一伙还从外交部等单位要去了一些外国人来华拍摄的其他影片，想从中找到类似的问题做文章。有一部英国人拍摄的《红地毯》，江青一伙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看了。影片一开始有一幅地图，没有标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所标颜色与大陆不同。他们就责骂有关人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拟公开放映，是“饭桶”。后经外交部了解，有关同志审查该片时已经提出了地图的问题。江青等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炮制了一起“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电子工业，１９７３年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向中央报告，准备引进彩电显像管成套设备，得到了周总理等中央负责人批准。当时江青等人也是同意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技术考察团赴国外。回国时，一家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工艺品——玻璃蜗牛。这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在“批林批孔”中有一好事之徒却写小报告给江青，以有所图。江青正愁缺乏攻击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的材料，于是如获至宝，立刻抓住此事，作为重型炮弹攻击国务院。
２月１０日，江青亲自跑到四机部作煽动性的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方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并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
周总理要有关部门查明事实真相。国务院外事部门专门召开了会议，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核心组成员唐闻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阐明：经调查，按当地风俗，蜗牛是节日礼品，象征幸福、吉祥，并无恶意。外交部核心组两位成员还当面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不是侮辱，不能提交涉。
毛主席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再次看到社会出现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４月１０日，经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林批孔”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作出规定，要求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９５％的干部和群众；清查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上；解放军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坚持正面教育。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同时强调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然而，江青一伙对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通知阳奉阴违，继续制造事端，致使许多单位领导班子重新瘫痪，工业生产下降。据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５月统计，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６．２％，钢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９．４％，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２．５％，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５亿元，支出增加２５亿元。出现了工业生产萎缩甚至倒退的严峻局面。
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让主席忍无可忍。７月１７日晚，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主席还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批评他们搞“上海帮”。他用手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此举挫败了“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的图谋，为后来彻底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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